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6)

在《〈儒林外史〉新叙》(1920)中，他继续标举“写实”的重要性，认为小说在“刻画人情”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于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他举出若干例子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形、各类人物的形象，以及平民的生活情状，“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的一大妨碍。”鄙视小说的心理既妨碍了文学的革命——朝着紧贴时代风貌、民情民意的方向挺进——也妨碍了国人对小说在感染人心、教化民众上的实用效果的理解。

小说与历史的区别，是陈独秀在《〈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1921)中着重论及的，由此也引出文学批评方法问题。他对比了中土小说与西洋小说，认为两者虽起源不同，但都意在善述故事，小说和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到了近代，西洋小说受实证科学的方法影响，专重善写人情，善述故事一面则划归历史范围。但中国的小说家与历史家没有分工，小说仍然兼有文学和历史的作用。这既减少了小说的趣味，又减少了历史的正确性，两败俱伤。由此出发，他指出《石头记》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此前在《三答钱玄同》信中，他已批评中国小说的毛病之一是过于贪冗长，指责“《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细细说”之所以没有被归入陈独秀赞扬《水浒传》时所言“客观的、写实的”范畴内，反而令他生厌，关键在于小说家误把小说当作历史材料来处理，失却了小说的本义：“善写人情”而不是“善述故事”。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小说中有关饮食、衣物、装饰、摆设等的描写，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折射，一方面也是人物活动其中的具体生活场景的体现，同时还可能揭示人物的阶级属性、性格爱好、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信息。陈独秀由于专注于文学与历史的区分以彰显前者的独特性，并未从更高的视野中看到文学也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文学固然不是历史材料的堆砌，但对追求“客观的、写实的”小说家来说，不可能离开历史材料而存在。

也正是基于文学与历史的分界，陈独秀从侧面提到文学批评方法：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他认可的批评方法，是能够揭示“文学作品底旨趣”，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理论来套住作品，让作品变为理论的附庸或实验品。具体来说，一是要把小说与历史区分开来，让其各司其职。二是在作品中应该领略“人情”而不是“故事”。在此处，“故事”不是指后来的“情节”，小说必备之要素，而是指与历史相关的“史材”，即各种历史材料的罗列、堆砌。材料可以由历史家去搜集、甄别，人情则需要小说家的实际观察和想象。因此，评价历史的标准是“正确”，而评价小说的标准则是形象和生动——趣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学有其“技术”，正如历史一样。陈独秀使用“技术”一词有让文学回归本义之意，但其重点不在强调小说的文体形式，而是指他心目中对文学的界定，这也是他极力促成白话文成为正宗文学的原因，即“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就小说而言，集中体现在“善写人情”上。同时，也只有“善写人情”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达到“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

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非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直接演绎，更不是对相关言论的附会。他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要求文学尽其所能地贴近现实，发挥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功能，特别注重文学对启迪人心、开化社会风气的实际功能；另一方面，他也秉持着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识，力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总体上，陈独秀的身份更像是一位文学革命家而不是文学批评理论家，不过，他顺应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而倡导“客观的、写实的”文学，他对通俗文学如戏曲、章回小说的实用功能的重视，影响着后继者如瞿秋白等人。遗憾的是，陈独秀对文学本义，包括对文学的“自足”“技术”的认识，本是出于对“文学革命”、实则也是社会革命的考量，却逐渐湮没在“革命文学”乃至“政治文学”的浪潮中。

文章来源：《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网址: http://www.zgsyekzzzz.cn/qikandaodu/2021/0311/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