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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4)

来源: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11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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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言一致”的观念,与胡适所提“八事”中的最后一项“不避俗语俗字”相吻合;胡适说的是“不避”或“宜采用”俗语俗字。我们亦不可把陈独秀所言

“文言一致”的观念,与胡适所提“八事”中的最后一项“不避俗语俗字”相吻合;胡适说的是“不避”或“宜采用”俗语俗字。我们亦不可把陈独秀所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里的“白话”,理解为“专用”俗语俗字;它是“文言一致”的产物。在《三答钱玄同》(1917)中,陈独秀认为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二是过贪冗长:

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钞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

今人有今人的语言思想,因此也就有今人一代的新文学。如果今人的语言思想可称为“文言一致”话,它是怎样达成的呢?

……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话中常用的文话(像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应当尽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才做到“文言一致”的地步。

也就是说,“文言一致”是通行的文雅字眼与俗语俗字的某种结合,是文与语的相互趋近而不是决然排斥。

陈独秀的文学本义论,就其语言观而言,接近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观点,注重语言文字自身区别于非文学——在他那里主要是指应用文——的特性,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形式观并无直接联系。也因此,陈独秀文学批评中强调文学与政治、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关联这一面,被后继者和研究者不断放大,而他要求文学与“道”、与其他外物撇开干系的论点,则不为人所注意。须知,他的文学本义论并未导致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客观说”,而是与他极为重视文学的功能密不可分:倘若“文言一致”,文学将能更好地关注现实,从而吸引读者,感染读者,最大限度发挥它在政治、文化、经济、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中的革命作用。因此,陈独秀的文学本义论导向的是他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实用说”。

三、批评标准论:自足与实用并行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看法,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客观说”,意味着把艺术品从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将之视为由某种内在联系构成的自足体,并且只根据其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与之相反,陈独秀始终将文艺作品放在时代环境、时代精神,放在世界文学中,放在与读者的关系中来考察,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如前所述,他在强调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时内含的“自足”观点,只是为了对抗“载道”观及其可能的变体。也不妨说,文学只为自身而存在这种观念,在他是为了把文学从亦步亦趋模仿古人、剽窃浮词,以致艰深晦涩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以便让它敞开胸怀拥抱现实,拥抱读者。质言之,文学自足观导向的是让文学能够更好地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服务。这可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之一。

在批评标准上,陈独秀的“文言一致”虽然指向创作者的语言选择方式,但更多考虑的还是读者的接受与理解,因此可称为实用主义批评,即以欣赏者为中心的批评理论。艾布拉姆斯认为:“这种理论把艺术品主要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从事某件事情的工具,并常常根据能否达到既定目的来判断其价值。”自然,实用主义思想不仅是陈独秀,也是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主导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1919)中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文学实用论只是陈独秀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单独割裂出来对待;而抛弃旧文学,则是因为它们已“不适用”。

专就文艺领域来说,陈独秀很早意识到民智开启与文学之关系。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提到,民众若想学点学问,通些时事,买几种报在家看看,有事半功倍之效,“但是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义,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狗[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项好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的文章共分十三门,与文学相关的有两门:“第八门小说,无非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诗词,找些有趣的试[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着琵琵[琶]弦子唱唱,到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成作品,既有趣,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能让普通民众看得懂,看得高兴,而起心智上的潜移默化之功。故此,陈独秀对文人瞧不起的戏曲,也非常重视,认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正因为戏曲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流传既久,具备“声色俱佳,极其容易感人”的特质,他提出改良戏曲的五点建议。其更深的用意在于,借助这一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改良使之发挥开人智慧、开通风气的作用,实现维新的大业:

文章来源:《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网址: http://www.zgsyekzzzz.cn/qikandaodu/2021/0311/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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